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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時間之探討
                                                                          來源:    發佈時間: 2018-12-24 14:05   763 次瀏覽   大小:  16px  14px  12px
                                                                          關於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時間之探討

                                                                           關於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時間之探討

                                                                           

                                                                          內容提要:關於佛教  ,特別是漢傳佛教傳入雲南時間一直是學者們感到困惑的問題 。相關文獻史料的不足,揉入各種附會與傳說 ,確實難以從紛亂的線索中找到準確的答案 。所以導致對此問題的看法衆說紛紜 ,且各執己見 ,莫衷一是。本文將從漢傳佛教傳入的歷史背景、傳入途徑、傳入時間的諸種說法等幾個方面進行綜合分析、比較,推斷出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具體時間爲初唐高宗至武週年間,並確定通西川道爲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主要路線。

                                                                          關鍵字:漢傳佛教 ;雲南;傳入時間;傳入途徑。

                                                                          作者:現了

                                                                          引言

                                                                          雲南 ,位於我國的西部邊陲,由於其特殊的歷史地理環境,使得三大語系佛教——漢傳佛教、南傳佛教、藏傳佛教在此都有傳播 。其中漢傳佛教流行於洱海及滇池地區、藏傳佛教流行於滇西北地區、南傳佛教流行於滇西及滇西南地區 。因三大語系的共同傳播  ,同時還摻雜着所謂雲南本土宗教“阿吒力密教”的痕跡 ,使得雲南地區的佛教文化多元而複雜 。這種錯綜複雜的佛教文化特質,近現代以來引起了東西方學者的廣泛關注 。早在1930年西方學者 Helen B. Chapin 《梵像卷》的研究開雲南佛教文化研究之先河 ,繼以1933年袁嘉穀著《滇南釋教論》,1935年方國瑜著《唐宋間之雲南佛教》 ,1944Helen B. Chapin著《雲南的觀音》,1946年徐嘉瑞撰述的《南詔後期宗教考》及1953年藤澤義美所著的《關於南詔國的佛教》等,均是早期研究雲南佛教文化的重要著作。近數十年來,海峽兩岸的學者,如方國瑜、黃惠焜、汪寧生、王海濤、吳棠、楊益清、藍吉富、蔣義斌、劉長久、李玉珉、侯衝、邱宣充等,都曾致力於雲南佛教的研究,貢獻匪淺。對於佛教,甚至是漢傳佛教傳入的雲南時間問題 ,這些學者均有所涉及。然限於雲南早期信史資料有限 ,元明以來的史料文獻又多神話傳說雜揉,真僞難辨  。因此 ,雖經多方探討,目前仍未取得一致的觀點。本文擬以結合信史、雲南地方文獻及現存新發現的早期佛教文物,並考證諸家學者的論述,就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時間問題作一次試探性討論,以就教於方家前輩。

                                                                          一、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歷史背景

                                                                          佛教自西漢末年由印度傳入中國漢文化地區之後 ,經過一系列發展、演變 ,最終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融匯,形成了具有漢文化特色的漢傳佛教,與南傳佛教及藏傳佛教,並稱世界三大語系佛教 。位處中國西南邊陲的雲南省境內,三大語系佛教均有分佈,形成獨特的佛教文化圈,充滿了神祕與神奇 !對其中之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時間歷史考察,應該首先得關注雲南與內地的交往中積累的經濟文化背景與政治背景兩大因素。

                                                                          (一)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經濟文化背景

                                                                          雲南的歷史向來不是孤立發展的,從遠古時期起,雲南與內地之間就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聯繫:雲南境內的卜人就曾向商朝進獻過短(矩)狗[1],周朝時曾參與了周武王伐紂及周成王的成周之會,並向周朝進獻丹砂[2] 。

                                                                          據載,秦漢時期雲南地區與內地之間 ,已經有了密切的經濟文化聯繫 。秦朝曾修築四川通往雲南的“五尺道” ,四川鐵器因此而傳入雲南。兩漢時期 ,中央朝廷在雲南地區設立州郡,從此即將漢民及官吏不斷移入雲南。這些移民將內地的先進的文化藝術及生產技術等傳入雲南 。因因遷至雲南的內地居民人口居於少數 ,而逐漸融入當地民族中,但也刺激了當地民族對漢文化興趣與吸收引進 。兩漢時期開始 ,雲南地區已經使用漢字、興起學校 ,洱海周圍居民甚至已開始種植水稻、進行水上養殖並能建造重檐式樓房。至唐朝初期,洱海周圍居民的文化程度已達到較高水平 ,語言、文字與內地大體相同,農業及建築業發達 ,開始出現城市,只是尚未形成統一政權 。這爲創立以白蠻爲主的南詔、大理國政權奠定了文化基礎,也爲南詔建立烏蠻白蠻政權提供物質條件 。

                                                                          公元八世紀初,南詔得唐之幫助逐漸統一六詔 ,征服洱海地區諸部落,在公元738年建立統一政權,從此與內地的文化交往更爲密切。南詔因“永順唐儀” ,得唐王朝“賜孔子之詩書,頒周公之禮樂。”[3]終南詔一代,其經濟文化受唐文化影響頗深 。如《南詔德化碑》雲:

                                                                          修文習武,官設百司……戹塞流潦,高原爲稻黍之田 。疏決陂池 ,下隰樹園林之業  。易貧成富  ,徙有之無……南荒渀湊  ,覆詔願爲外臣;東爨悉歸 ,步頭已成內境……[4]

                                                                          此碑作於八世紀中葉 ,雖爲臣下歌頌閣羅鳳之作,然而大體屬實 。南詔時期的社會發展情形 ,均可於《蠻書》有關篇章中得到印證[5]  。當時南詔已建立強大之統治機構及嚴密之職官制度,開闢梯田、興修水利、畜牧業及絲織業發達、金銀等礦產豐富、宮室修築[6]。此種經濟文化背景,爲漢傳佛教的傳入提供了可能。

                                                                          (二)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政治背景

                                                                          上一節討論的是兩地經濟文化方面的聯繫,而兩地建立直接的政治聯繫卻是從莊蹻入滇開始的。早在戰國末期 ,約公元前286年 ,莊蹻在楚國起義失敗後帶領其部屬到達雲南  ,以兵威平定了滇池地區 ,成爲當地首領  ,建立政權且世代相傳  。史載“今西南諸夷 ,楚莊之後”[7]。自莊蹻之後 ,雲南與內地開始了千絲萬縷的政治聯繫。

                                                                          秦朝統一中國後  ,在雲南建立了直接的統制,曾向滇池地區派遣官吏,在筇竹地區還正式設置過郡縣。這些政治舉措,標誌着中央王朝對雲南正式統治的開始。西漢時期 ,漢武帝征服雲南 ,在其中心地區設立益州郡並置官吏,同時又採取以夷制夷的方針,封其統制者爲王 ,但這些封王仍然要聽從郡縣官吏的命令。東漢時期,中央王朝在雲南滇西地區又增設了永昌郡 ,並大體奠定滇西地區的疆界 。漢末至隋,內地王朝相繼更迭,且對待少數民族實行民族壓迫、政治歧視,使得雲南地區反抗不斷 。一直與內地王朝保持着時即時離的關係,甚至一度被南中大姓爨氏割據50年之久 。

                                                                          隋至唐初,經過中央王朝的努力經營 ,使得雲南再度置於中央王朝的行政控制之下 ,郡縣制度也有初步恢復到漢晉時期中央王朝在雲南設置的郡縣規模 。公元七世紀南詔的崛起 ,則與唐王朝對西南邊疆的努力經營有莫大關係 。當時西藏吐蕃勢力崛起,唐朝爲了打擊和消除吐蕃在洱海地區勢力影響,遂決定扶植烏蠻種族的南詔。前文已提到  ,唐朝初期洱海地區居民語言文字跟中原無太大差別,正因有這樣的漢文化基礎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細奴羅建立蒙舍詔 ,按照漢文化政權模式建立發展其政治體制和接受中國漢文化體系,在政治上向唐王朝靠攏 。南詔在長期的與唐王朝的友好關係中獲得了益處:歷代南詔王累受唐封 ;並唐王朝的支持下,於八世紀三十年代統一了六詔 。《新唐書·南蠻列傳》雲:

                                                                          開元末  ,皮羅閣遂河蠻,取大和城……天子詔賜皮羅閣名歸義 。當是時 ,五詔微,歸義獨疆  ,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王昱 ,求和六詔爲一,制可。[8]

                                                                          且據《南詔德化碑》,在南詔兼併其他諸詔的過程中 ,唐甚至曾出兵相助:

                                                                          洎先詔與御史嚴正誨謀靜邊寇,先王(皮羅閣)統軍打石橋城(今大理下關)  ,差詔(閣羅鳳)與嚴正誨攻石和子(今鳳儀及賓川西境)……無何 ,又與中使王承訓同破劍川,忠績載揚……[9]

                                                                              此碑是皮羅閣之子閣羅鳳所立,立碑人且曾親歷其事 ,乃第一手資料。其中訴述 ,當爲可信。據碑文所述,至少在攻石和子及劍川時  ,唐朝軍隊曾參與戰役。可見,南詔的統一,得到唐王朝的支持 ,絕無異議 。衆所周知,隋唐時期正是漢傳佛教的鼎盛時期 ,在南詔與唐王朝密切的政治關係中,漢傳佛教傳入雲南完全有可能。

                                                                          (三)小結

                                                                          任何一個地區或民族能接受外來宗教 ,必有其社會基礎和需求  。南詔時期大理地區社會經濟有了相當之發展 ,百姓的生活得到了一定保障,纔會思考死後的生活  ,尋求來世的幸福。經濟文化的水平提高 ,物質生活的發展,與當時仍是奴隸制的社會矛盾  ,必然使處在社會底層水深火熱中的貧民及奴隸們 ,尋求一種精神撫慰 。各部落之間,吞併戰爭不斷 ,又促使領主階級,從戰爭或權利之爭中渴望解脫 。取得勝利的統治者 ,也必然想借君權神授的宗教思想來解釋其統治的合法性。這一切,當時雲南的本土宗教——巫教已難以滿足這些需求 。當時的雲南社會需要一種能使人們保持安和寧靜且能勾勒出來世美好藍圖的宗教,以維持統治的穩定平衡 ,而佛教無疑是最合適的 。

                                                                          那時,社會生產力之發展,纔有物力財力供養僧侶及參加宗教活動 ;有較高之建築水平 ,纔可能修造塔寺;由較高的工藝水品才能塑造佛像 。尤爲重要的是有較高的漢文化水平,掌握漢字,纔有可能傳抄佛經、學習經典並理解佛經當中的教義。這一切 ,爲漢傳佛教在雲南地區傳入、生根、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 。

                                                                          總之 ,至少在唐朝初期 ,雲南大理地區的社會發展水平已具備了漢傳佛教傳入的一切條件 。

                                                                          二、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途徑

                                                                          雲南自古以來即與越南、四川、廣西、貴州等地接壤 ,至南詔時期唐朝入南詔的路線主要有通安南道、通西川道和通黔中及邕州道。異牟尋貞元九年最終決定與吐蕃斷絕關係而與唐王朝重新和好“三路獻表” ,所走路線即這三條 。《蠻書》卷三雲:“遂三路發使,冀有一達。一使出安南 ,一使出西川,一使由黔中 ,貞元十年 ,三師悉至闕下 。”[10]這說明它們都是雲南與中原交往的主要路線。而漢傳佛教若要從內地傳入雲南勢必也需通過這三道路線,故此章討論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途徑 。

                                                                          (一)通安南道(即今越南)  

                                                                          安南原稱交趾 ,又叫交州,大致相當於現在的越南北部 。《蠻書》卷一雲:“交趾城,後漢建武十九年,伏波將軍馬援立銅柱定疆界之所 。去安寧城池四十八日程 。”[11]安寧離交趾四十八日程,此段路程爲步頭路 ,屬安南道 。據方國瑜先生考證 ,步頭路所經重要地方大致是現在的河口地區、屏邊、蒙自、開遠、建水、通海、江川、晉寧、昆明、安寧 。[12]至昆明後即與通西川道的石門關道和通黔中及邕州道交匯,又經今楚雄、南華、祥雲、鳳儀後到下關。在南華還與通西川道的清溪關道匯合。

                                                                          史料記載漢末三國之際交州已經流行漢地佛教,佛教可能當時就已通過安南道傳入雲南。但目前並未發現確切證據 。南詔時期 ,交州與雲南間的佛教往來見《滇釋記》 ,其卷一載:

                                                                           

                                                                          島法師侍李賢者 ,……時南詔奉佛,賢者徒衆千人,惟師獨出其類……後賢者寂 ,師返永昌 ,開龍泉寺 ;繼往交趾,大行化道 。[13]

                                                                          這說明南詔時期已有僧人在雲南和越南之間來往並傳播佛教。然據考證:在公元580年後越南主要流行東南亞禪宗的毗尼多支流派及無言通派,而南詔流行的則是從西川道傳入的六祖門下菏澤神會系及南嶽懷讓系。[14]且從有關南詔大理的文獻記載來看,雲南受交州佛教的影響不大。甚至沒有發現唐宋間交州佛教在雲南的遺蹟。雖然南詔時期出現的阿嵯耶觀音像是南詔攻陷交趾時搶來,但其源於東南亞甚至可能就是佔婆的觀音造像  ,並非來自漢地的造像。因此 ,不能視其爲漢傳佛教通過通安南道傳入雲南的證據。

                                                                          另康熙《蒙自縣志》卷三載:“鹿苑寺,在城南,創自元時。相傳爲交趾所建 。”“諸天寺,在新安所南。相傳爲交趾所建。”又《續修蒙自縣志》卷十二載:“新安所古寺 ,父老傳言系交趾人所建。”[15]上述三座寺院均爲交趾人所建。這也是交趾與雲南佛教之間往來的蛛絲馬跡 ,但其時間卻已經是元代了。

                                                                          可知,通安南道在唐宋間佛教傳入雲南的過程中,雖曾經發揮過一些作用,但並非是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主要路線。即使偶爾通過此道傳入雲南,在雲南的影響也微乎其微。  

                                                                          (二)通黔中及邕州道(即今貴州與廣西)

                                                                          早在唐貞元年間,雲南通往貴州與廣西道路即通行無阻,史稱通黔中及邕州道。雖說有唐乾符年間徐雲虔等唐使和南詔使者互通使命,但現存史籍對其路線都記載得不是很清楚[16]。如《蠻書》雲:“從邕州路至蠻苴咩城(大理)  ,從黔州路至蠻苴咩城,兩地途程臣未諳 ,委伏下堂貼令分析”。因此,漢傳佛教通過此道傳入雲南的具體情況無法詳證,只能探其大概。

                                                                          史料記載,唐代崇奉佛教的牛騰被貶烊坷建安後“大布釋教於撣河”[17] 。但據考證,唐宋時“黔宗教未訖,泯泯無傳” ,至明清時才“宗教已廣”[18] 。說明了即使唐宋間漢傳佛教從通黔中道傳入雲南,其規模也不會大 。

                                                                          關於通邕州道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蠻志》有記載 ,從邕州至大理不過“四五十日程”。文獻中記載關於唐代走此道的人並不多 。宋時疆吏則因南詔之禍的前車之鑑,而封鎖通西川道  ,只靠通邕州道與大理進行貿易和交往 。商賈貿易之餘 ,也從廣西購進佛經。如《桂海虞衡志·雜誌》雲:“大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國佛經題識 ,猶有用圀字者。”[19]大理國王除遣史進貢外 ,也派人入宋求《大藏經》來藏於五華樓上,如《滇雲歷年傳》雲:“嘉泰二年 ,遣使入臨安,取《大藏經》一千六百四十五部 ,置於五華樓”。[20]可知 ,宋代漢傳佛教通過此道輸入雲南的可能性較大。然而,這只是特殊歷史環境下的佛教文化交流 。因爲大理佛教與南詔佛教一脈相承 ,故這種文化交流並沒有給此道周圍的羣衆以明顯的影響。

                                                                          可知,貴州佛教唐宋間並無明顯影響 。而漢傳佛教雖然宋時可能通過大理與內地的交往經廣西而傳入雲南 ,但此前大理佛教各派在南詔時期已傳入 。故通黔中及邕州道並非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主要路線。

                                                                          (三)通西川道(即今四川)

                                                                          雲南跟四川的交往有史可載的可追溯至秦漢時期,通西川道即西漢時期張騫曾提到過的“蜀身毒道”由蜀至滇這段路程。此道有清溪關道和石門關道兩條支線,清溪關道大致歷經今成都、邛崍、蘆山、雅安、漢源、清溪關、喜德、西昌、鹽源、大姚、南華、祥雲、鳳儀,最後到下關。石門關道從今成都出發、經樂山、宜賓、石門關、昭通、赫章、曲靖到昆明  ,與通安南道、通黔中及邕州道相會  。[21]

                                                                          而四川佛教與雲南佛教之間的交往有跡可循的即是始於南詔時期 ,因此可以推斷漢傳佛教主要就是從通西川道進入雲南的,證據如下:

                                                                          一、漢傳佛教與有通過南詔與唐的友好文化交往傳入雲南的可能性 。前文已提及南詔的建立因得力於唐王朝的支持 ,故竭力學習中原文化之事 。而南詔與西川接壤 ,故多直接取道西川 。漢地佛教在唐朝與南詔的友好交往中經通西川道傳入雲南是完全有可能的 。據張道宗《記古滇說集》、李京《雲南志略》等書記載,早在南詔盛皮羅二年(公元714年)四川佛教與南詔佛教之間已有往來 。另外在南詔與唐重歸於好的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之後的五十餘年 ,南詔大量派遣子弟至成都學習。這些學生所學固然以中原漢文化爲主 ,但從南詔、大理均有儒釋釋儒這一特點來看,南詔在此之前已然接觸佛教 ,在四川流傳甚廣的漢傳佛教肯定也受到了這些學生的重視  ,並被他們大規模傳到了雲南 ,雲南漢傳佛教的興盛,顯然這段時間受四川影響最大 。

                                                                          二、漢傳佛教通過戰爭傳入雲南  。南詔曾多次寇蜀,搶掠子女工技、僧道佛像  ,客觀上將四川佛教傳入雲南。如《冊府元龜》卷四二九載:“李德裕爲成都尹,使節度事西川,承(太和三年)蠻寇剽虜之後 ,遣人入南詔求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匠四千餘人復歸成都 。”[22]又同書卷九八零載:“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五月 ,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南詔蠻放還先擄掠百姓工巧僧道約四千人到本道。”[23]且《僰古通紀淺述》記載曾世隆攻益州 ,得觀音像 。分析以上材料 ,南詔擄掠工匠有其生產技術的需求 ,而擄掠僧尼及搶觀音像則顯示出他們的信仰需求。以此看來 ,漢傳佛教在此之前已然傳入南詔。此次隨佛道工匠更深入的傳入南詔,自是情理之中  。

                                                                          三、通過現存佛教遺蹟推斷。現代考古發現 ,通西川道的清溪關道和石門關道周圍  ,都有唐宋間漢傳佛教遺蹟存在 。如雲南大姚、曲靖等地的佛教遺蹟 ,及南詔受四川佛教石刻盛行的影響而開鑿石窟、雕刻佛像 ,其藝術題材深受漢傳佛教風格影響 ,並具有明顯四川文化特徵。如李玉珉先生所說:“南詔時期 ,以雄渾粗壯,寫實生動著稱,和唐朝特別是四川的佛教造像關係密切 。”[24]可知南詔時期 ,四川佛教對雲南的影響之深 。這些都是漢傳佛教主要通過通西川道傳入雲南的強有力物證。

                                                                          四、冊載衆僧爲證。雲南史籍《滇釋記》中 ,對南詔時期在雲南弘法的四川僧人有明確記載。“雙流尉遲和尚”“益州如一禪師”“益州南印禪師”“益州義俛禪師”等均曾在雲南傳播六祖禪法。人數雖然不是很多,卻是漢傳佛教在雲南弘揚的有力證據。

                                                                          (四)小結

                                                                          綜上可知 ,在南詔與中原交往的幾條主要路線中,通安南道、通黔中道  ,對雲南佛教的影響微乎其微。在大理國時曾在雲南與內地漢傳佛教的往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時間遠在漢傳佛教傳入雲南之後 ,故也不足證。唯獨四川佛教對雲南佛教的影響較大,故通西川道是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主要途徑。

                                                                          三、漢傳佛教傳入雲南時間的諸種說法

                                                                          考察了漢傳佛教由通西川道傳入雲南的可能性,然則是何時傳入雲南的呢?這也是個使學者們一直感到困惑的問題。現代史學家方國瑜教授在整理雲南史料目錄、研究雲南地方史數十年後還說:“佛教傳至雲南 ,不詳其始” 。[25]

                                                                          (一)公元前5世紀傳入說

                                                                          民國袁嘉穀《滇南釋教論》中認爲:“滇之法源,闕爲迦葉 。”他在依據大錯和尚《雞足山志》及釋圓鼎《滇釋記》諸書 ,所載記述雞足山的文獻後認爲,迦葉尊者於佛入滅後住世45年 ,最終捧鉢持衣入定於雲南賓川雞足山。照此算來,佛教在迦葉入定雞足山,即已傳入中國,時間當在公元前5世紀左右。這是佛教傳入雲南的最早傳說 ,所以有“未有譯經之時 ,佛道已東入滇境”的說法。

                                                                          此說並不足爲信 。關於迦葉尊者入定之雞足山,據法顯大師《佛國記》雲:“王舍新城……南行……到一山,名雞足,大迦葉今在此山中” [26] 。玄奘大師《大唐西域記》卷九<摩伽陀國>曰:“莫訶河東入大林 ,野行百餘里,至屈屈吒播陀山,唐言雞足山” [27] 。此山因形得名 ,如唐道宣律師《釋迦方誌》卷下<摩羯陀國>曰:“屈屈吒播陀山……直上三峯,狀如雞足。”[28]雲南之雞足山,亦以形似得名 。王士性《遊雞足山記》曰:“雞足山前紓三距 ,後伸一支,若雞足。”[29]雖說兩山皆名雞足,然而云南的雞足山乃迦葉尊者入定之雞足山一說  ,始出於明初成書的《白古通記》  。

                                                                          據歷代學者考證 ,此書所述大理山川地貌純屬佛教在大理地區興盛後因其形似印度之山川而牽強附會之說 。楊士雲《弘山存稿》卷十一<山川辨>雲:“蓋雲南佛法之盛 ,以後以佛國山川之名  ,借稱雲南之山川,故好事者所依附。不能以借名 ,而說其本山本川即在此也 。”[30]可知迦葉尊者入定之雞足山,實在古代中天竺摩伽陀國 ,而並非在今雲南賓川之雞足山也 。而佛教當時即已傳入雲南至說法 ,亦屬子虛烏有 。

                                                                          (二)東漢時期傳入說

                                                                          同樣袁嘉穀在《滇南釋教論》中,又說:“若夫譯經之後  ,則綏哀牢、開永昌、度博南  ,正崇重浮圖之明帝時也。滇有漢字之佛經,則又當自中原來。安寧者 ,漢連然縣也 。法華寺後有曬經石,《縣誌》雲:相傳爲蔡愔取經遭雨,曬此,遺數葉,遂成靈蹟。”近代學者徐嘉瑞先生也認爲 ,“佛教在漢哀帝時,已入中國 。至東漢和帝永元元年,中國夢想之計劃,始告完成 ,由葉榆永昌通撣國(緬甸)、羅馬(大秦) ,音樂、技藝皆相繼輸入 。則佛教由中原內地輸入大理 ,自在意中 。”[31]“佛教之輸入大理 ,當遠在漢代,由中原內地輸入。”[32]

                                                                          東漢明帝時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依據  ,是通過大理古代文獻認爲佛教傳入漢地時途經雲南而留下遺蹟,如萬曆《雲南通志》卷十三雲:“感通寺 ,又名蕩山寺,漢時摩騰、竺法蘭由西天入中國時建。”[33]《安寧縣誌》載法華寺中有曬經石一事 ,也是說蔡愔等取經入漢途徑雲南遭雨、曬經的典故  。據慧皎《高僧傳》記載,摩騰、竺法蘭隨蔡愔、秦景等自西域道至洛陽 ,並非從雲南入中國  。可見東漢佛教遺蹟的證據多是後人附會 。即或雲南是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的途徑之一,也同漢傳佛教傳入雲南論題太遠。

                                                                          如果認爲有漢字之佛經傳入雲南 ,就是漢傳佛教的傳入,證據也顯不足 。一者東漢時期漢傳佛教尚未形成 ;二者至今爲止,學者們熱衷的南方絲綢之路的考古中 ,未發現任何與漢代佛教有關的考古證據[34]。

                                                                          (三)唐朝時期傳入說

                                                                          關於漢傳佛教唐朝時期傳入雲南的說法,目前已被大多數學者所認可 ,然而關於關於其說法卻又有初唐說、盛唐說及中唐說三種[35]差別。

                                                                          1、初唐時期傳入說

                                                                          雲南自南詔以來,即盛行細奴羅(公元649 653 674 年)在位時,觀音化爲梵僧來至雲南的傳說 。[36]明代雲南的墓誌上還常見唐貞觀時(公元627 649 年) ,觀音大士“開化大理”、“摩頂蒙氏爲詔”之語 。[37]在明清雲南地方誌中,多有貞觀年間觀音或梵僧到大理降魔、治水、開闢上下關之說 。不少學者依此認爲七世紀上半葉大理即有漢傳佛教。如《雲南宗教史》中<漢傳佛教傳入雲南時間考>一節中斷定 “故不少學者依之認爲‘佛教之入大理,……其時間約在唐初,亦可推定 。’”[38]

                                                                          《雲南宗教史》的這一觀點,以《大理古代文化史》文字爲證據,翻查原文,應是:“佛教之入大理 ,其路線爲西藏,已如前述 。其時間約在唐初,亦可推定。”[39]的誤讀 。也就是說 ,初唐時期傳入大理的  ,是來自西藏的藏傳佛教而非來自漢地的漢傳佛教。筆者雖也相信漢傳佛教的確有證據可證明唐朝初期即傳入雲南 ,但實在難以贊同這樣簡單含糊的論證。具體的論證,將在下章作專門的說明。

                                                                              2、盛唐時期傳入說

                                                                          持此說者,以大曆元年(公元766年)的《南詔德化碑》爲依據 。碑文中有“闡三教,賓四門”之語,其三教即是指儒、釋、道三教。據此 ,現代學者認定“據可靠材料 ,則佛教之傳入當在公元前八世紀前半葉”[40],並斷言這時傳入的是漢傳密宗。

                                                                          就傳入時間而言 ,這一說法,與元代李京《雲南志略》所說“開元二年(公元714 年),(南詔)盛邏皮遣其相張建成入朝  。玄宗厚禮之 ,賜浮屠像,雲南始有佛書 。”[41]互相印證。據此 ,漢傳佛教通過官方渠道盛唐時期正式傳入雲南 ,是可以成立的。然而漢傳佛教的傳入雲南應該是多渠道的 ,民間傳入或許可以更提前一些,同樣將在下章作一番探討。

                                                                          若斷言這時傳入雲南大理的,是屬於內地傳入的漢傳密宗 ,則明顯沒有相應依據,茲不贅論。

                                                                          3、中唐時期傳入說

                                                                          一些學者根據《蠻書》及元明時期的塔銘、碑匠認爲,元代以前雲南人所信奉的佛教是中唐時期由吐蕃傳來的“西域密教” 。[42]《南詔德化碑》雖然提到“闡三教”,不過是因遣詞行文的需要 ,不可視爲雲南在盛唐時即有佛教的證據 。[43]其依據是,在貞元十年(公元 794 年)異牟尋與唐使崔佐定盟的誓文中,只言上達三官  ,而並未提及佛教 ,足證八世紀末佛教尚未在大理地區出現 ,佛教“在中唐近百年間(亦即南詔豐佑年間前後)傳入南詔”。[44]

                                                                          然而據侯衝先生所說:“由於佛教是通過官方渠道傳入,故皮羅閣在位期間,皇室已經有出家爲僧者 。”[45]侯先生所說的皇室出家爲僧者即閣皮和尚 ,元《故正直恭謙和尚墓碑銘並敘》說:“南詔歸義王皮羅閣之嫡男蒙閣皮 ,厭俗而剃。”[46]若據《南詔野史》所載,閣皮和尚還曾經參與過天寶之戰 。[47]天寶之戰爲盛唐時期,此時已有南詔王室子弟出家 ,可見漢傳佛教的流行顯然更早於此。將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時間定在中唐,顯然不妥。

                                                                          (四)大理時期傳入說

                                                                          大理國時期的《梵像卷》是研究南詔大理佛教的第一手資料 。由於卷內“除大量密教色彩外  ,還有‘六祖’像 ,說明內地禪宗至遲於大理國晚期也已傳入”。[48] “因爲在大理國時期 ,曾經通過嶺南與兩宋有過許多文化交往,嶺南本是禪宗的興盛之地  ,禪宗因此流入雲南是很自然的。”[49]所以學者認定禪宗之進入雲南是在大理時期。

                                                                          《梵像卷》是後理國第四代國王利貞皇帝段智興(11721200)時由描工張勝溫所繪。但其“仍有不少內容是南詔時期就已存在的 。”[50]卷內表現的內容雖反映宋時風俗但大部分應是唐代流傳下來的 。以此畫成於大理國晚期,而來斷定禪宗在大理國晚期方傳入 ,顯然難以令人信服 。《梵像卷》第4255開,運用重複說明畫面間聯繫表現了唐代雲南禪宗譜系:迦葉阿難達摩等中土六祖神會張惟忠買純嵯純陀法光 。[51]雖說關於這個譜系  ,學術界仍有爭議,然而這也說明了“雲南法源的正統性”[52]。至少可以表明漢傳佛教中禪宗的法脈在南詔時期的雲南已經存在 。

                                                                          (五)元代時期傳入說

                                                                          有些研究雲南佛教的學者認爲,直到元代 ,內地禪宗傳入雲南並得到奉行才標誌着漢傳佛教的正式傳入, “雲南之有禪宗,始自雄辯、大休 。”[53]理由是 ,南詔後期密宗在大理地區已很盛行 ,至大理國段氏統治的300年間,密宗也一直被奉爲國教。又有證據說明 ,在元以前 ,白族所信仰的佛教乃是密教 。[54]

                                                                          關於最先將漢傳佛教傳傳入雲南的是元代的雄辯法師這一說法始於明代,據現存昆明筇竹寺的明代郭文撰《重建玉案山筇竹禪寺記》,所說:

                                                                          (南詔、大理時期)滇人所奉皆西域密教 ,初無禪、講宗也。前元既一 ,南詔鄯闡人有雄辯大師者 ,以奧學宏器,歸自中華,始倡講宗於茲寺 。滇之緇流俊秀者翕然從之,而其道日振,自是名藍巨剎彌布遐邇。南詔之有僧宗 ,師實啓之也。

                                                                          時至今日,雲南當地居民仍然堅信這種說法  。其實,前文提到的張勝溫所繪《梵像卷》資料,已可否定此說 。再者,其所傳也只是講宗 ,所謂“始倡講宗於茲寺”衆多關於雄辯法師的記錄中也沒有他參學禪法的經歷 。先有筇竹寺 ,後有雄辯僧,這是可以肯定的 。持元代說者 ,視衆多唐宋間,雲南流傳下來的漢傳佛教文物於不顧,又忽略了南詔大理佛經、佛畫 “字是中國字 ,畫是中國畫”[55]的特點,偏執於一端 ,故此說目前已被衆多學者不取 。

                                                                          (六)不詳說

                                                                          關於漢傳佛教究竟何時傳入雲南?除以上種種說法以外,尚還有一種不詳說 。明以前 ,雲南地方史料的缺略,以及元明以來各種撰述中揉雜的各種穿鑿附會與傳說 ,真僞之辨 ,令人頭疼  。以至於從事多年整理、研究雲南史料及其目錄的史家,也不免感嘆:佛教傳至雲南 ,不詳其始 。   

                                                                          如果通過歷史的考察 ,剝開這些神話與傳說的外衣 ,撇開後人編撰的各種附會和傳說,找出其中有用的線索 ,漢傳佛教傳人云南的時間還是大致能看出來的。

                                                                          四、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時間

                                                                          過去對於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時間有種種不同的說法。其中“元代說”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影響最大。但隨着新材料的不斷髮現和認識的深入,我們可以得出新的結論。

                                                                          (一)     考古學的相關物證

                                                                          1、崇聖寺千尋塔

                                                                          第一處是位於蒼山腳下的崇聖寺千尋塔。關於崇聖寺千尋塔的建造時間歷代文獻有三種說法:唐太宗貞觀六年( 公元632);玄宗開元元年( 公元713 )  ;文宗開成元年( 公元836 )[56]。張道宗《記古滇說集》所載: “唐遣大匠恭韜、徽義至蒙國 。於開元元年癸丑造三塔於點蒼山下……塔高三百餘尺, 十六級” 。萬曆《雲南通志》卷十三所載載:“崇聖寺 ,一名三塔寺 ,在府城西北一里。莫詳其始。有三浮屠……唐開元元年癸丑,南詔請唐匠恭韜徽義重造。”這是玄宗年間建造說的依據。[57]

                                                                          同樣的證據,是“1978年維修三塔時,用放射性碳素測得東塔門的木質過樑的年代爲距今1445±75年  ,樹輪校正年代爲1375±80年”[58] 。說明此樹至少在公元603±80年已被伐用  ,則崇聖寺三塔建立時間爲公元603±80年左右  。以此推知 ,“《記古滇說集》、李元陽《雲南通志》所載崇聖寺建於唐開元元年(公元713年) ,與經科學檢測後得出的結果是一致的,也是對的”[59] 。在《南詔大理佛教雕刻初探》中,作者對比了崇聖寺三塔出土的觀音立像(標本號TD中:11)與美國舊金山亞洲博物館藏觀音菩薩立像後指出:“此尊觀音的造型和風格特徵 ,甚至瓔珞的式樣和佩戴方式,皆和七世紀至八世紀的唐代造像相同”,推斷此像“可能是一件受中土風格影響的南詔作品 ,它的製作年代約在西元八世紀左右”[60] 。另外,有人於“1990年曾在崇聖寺千尋塔第十三級看到剝落灰皮的塔內壁面有‘開元’年號的墨書題記”[61]。

                                                                          如此種種,證明崇聖寺塔的確建於開元年間,且是內地工匠主持建造的。至於開成年間建造說,“實際上已經是《南詔野史》等書所記載的‘重修’而非初創 。”[62]

                                                                          根據以上材料,則佛教勢必在建塔之前已然傳入洱海地區。

                                                                          2、蒙舍詔故城遺址

                                                                          第二處是位於巍山縣境內的蒙舍詔故城遺址。此處是南詔前期從細奴羅至皮羅閣時期的統治中心[63] 。有學者稱 ,在位於巍山廟街鄉古城村東的故城遺址內,近北牆中部有一夯築土臺的地面碎瓦中發現了有“口方廣佛”字樣的有字瓦[64]。衆所周知 ,《大方廣佛華嚴經》爲漢傳佛教華嚴宗的主要依據經典,將經名印在瓦片上 ,表明這部經在當時是何等的流行與受尊崇。而位於廟街鄉壠圩村北的另一蒙舍詔遺址的壠圩圖山附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清理髮掘時,曾清理出一佛寺基址 ,一廳堂建築基址和一方形佛塔塔基,並發掘出石雕佛像近200[65]。這些佛像的造像可以大致可以分爲三至四個時期,其中絕大部分具有中原佛像的特徵,“最早的佛像非常接近於北朝晚期至唐朝初期的河南、河北、陝西、山西等地的佛像”[66]風格 。據此,則漢傳佛教唐朝初期已傳入雲南  。

                                                                          3、王仁求碑

                                                                          第三處是位於昆明市屬安寧市鳴奚鄉大石村的王仁求碑。此碑立於唐武則天聖曆元年(公元698年),明代以來就一直被雲南地方史志著錄,也是現代研究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重要物證之一。史志記載:“王仁求,安寧郡人,生於唐太宗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卒於高宗鹹享五年(公元67 4年) ,享年四十四歲 。” 此碑是王仁求去世後二十多年的武周時期所立 。

                                                                          1991年底 ,雲南著名文史專家楊延福先生察訪王仁求墓碑後,發現碑額正面當心雕一佛龕,龕內雕二軀佛像 ,結跏趺坐於須彌座的蓮臺上 ,左釋迦,右多寶佛,須彌座間雕一座七寶塔 。雕刻手法精細而古雅,碑額正背兩面都無文字。[67]《語石》卷三稱:“道釋兩家,各尊其教,碑額往往不題字而造像。世所知者,如《懷仁聖教序》額上佛像七軀 。寶曆二年《皇澤寺造像碑》額佛像一龕,《道因法師碑》刻釋迦牟尼、觀自在、大勢至三佛像於額  。”[68]這些碑都爲初唐碑刻,說明碑額有佛像雕刻是唐初的一種習尚。王仁求碑立於武周時期 ,其碑額雕刻一龕佛像,與唐初造像碑額屬於同一類型 ,如羅炤先生所說:“王仁求墓碑的佛龕形制、碑首所雕虯龍以及碑座的石雕贔屓 ,也都是北朝至唐初的漢地形質 。”[69]也證明了至少在立碑的武周時期漢傳佛教已經傳入雲南。

                                                                          另 ,王仁求碑碑文其中“天、地、國、日、月、聖”等字都已採用武周時的寫法。這佐證了“在唐武則天時期,不僅內地碑額有佛像雕刻的習尚傳入雲南,而且漢地佛教經典也大規模傳入雲南,並對此後的南詔大理寫經書法及‘圀’字具有特別意義的使用產生重大影響”[70]  。以至於,《護國司南鈔》等大理漢字寫經中亦多出現“仏”、“圀”等唐武周時新字。由於王仁求碑碑額上已有佛像,碑文使用武周用字  ,則寫有武周新字的佛經,不大可能在武周朝以後才傳入雲南的 。因此佛教傳入雲南的時間,至少可以確定在初唐時期。

                                                                          (二)     歷史文獻的相關資料

                                                                          1、《道宣律師感通錄》的相關記載

                                                                          道宣律師《道宣律師感通錄》中曾提到唐朝初期洱海地區佛教的相關情況 ,〈宣律師感天侍傳〉有一段文字雲:

                                                                          益州成都多寶石佛者 ,何代時像?……有人於西耳河(即西洱河)造之,擬多寶佛全身相也,在西耳河鷲頭山寺……多寶佛舊在鷲山寺 ,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今向彼土 ,道由郎州,過三千餘里,方達西(缺洱字)河……百姓殷實,每年二時供養古塔,塔如戒壇……人以蔬食祭之 。[71]

                                                                          同樣的記載亦見唐道世的《法苑珠林》 ,宋李昉等編輯的《太平廣記》也轉錄了這段文字 ,並言此事爲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南方天王韋陀將軍告訴道宣律師的。過去許多治雲南史的學者也曾注意到這條資料,但以爲《太平廣記》所記的乾封二年應是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的誤寫[72] 。道宣律師卒於乾封二年  ,且《道宣律師感通錄》是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已撰成 ,其中自然不可能記乾封年間的事 。所以《太平廣記》稱韋陀將軍乾封二年告訴道宣律師不足取信。

                                                                          儘管這段有關成都多寶佛像源自雲南西洱河的文字語涉神異 ,且年代混淆,難以視爲信史 。但可以文中所說西洱河確指雲南的西洱河 ,且道宣律師生前已經風聞地處雲南的西洱河佛教情形亦應不假 。以此看來,則七世紀中葉 ,亦即南詔初期,西洱河附近的大理地區佛教應是相當興盛的。從佛塔制式以及百姓常以蔬食供養佛的風俗來判斷,當地流行的應就是漢傳佛教。

                                                                          2、《南詔圖傳·文字卷》的相關記載

                                                                          據《南詔圖傳·文字卷》記載,南詔初期曾有“梵僧”到巍山授記奇王細奴羅(公元653—674年)之說。在羅盛時期(公元674—712年),已經有“梵僧”在洱海周圍地區傳播佛教。“大封民國聖教興行,其來有上 ,或從胡梵而至,或於番、漢而來。”[73]可見佛教傳入南詔有多條線路 ,所謂梵僧 ,雖不能確證就是印度僧人,或是內地漢僧  。然而在那個時期,還有將梵僧的鉢盂、錫杖“奏於壠圩山上,留著內道場供養”[74]的記載。

                                                                          內道場爲中國古代皇室宮內的禮佛場所 ,創設於北魏,盛於隋唐,隋煬帝時始稱宮中佛祠之所爲“內道場”。武周及唐中宗時期(公元684709年)“召天下高僧兼義行者二十餘人,常於內殿修福 。”[75]直至唐武宗廢佛“詔停內齋及內道場”[76],內道場才就此結束 。

                                                                          因爲《南詔圖傳·文字卷》關於羅盛時已有“內道場”的記載,有學者據此認爲:“反映出在‘梵僧’進蒙舍詔之前,漢地佛教早已進入壠圩圖城 ,並且進入王宮  ,連唐朝皇宮裏的‘內道場’都被蒙舍詔王室依照設置 。”[77]從細奴羅時期已與唐朝建立政治聯繫來看 ,結合前文提及於南詔故都考古發現南詔初期佛教文物之事 ,可以確信內道場的設置,就是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證明 。

                                                                          (三)小結

                                                                          總之,綜合以上材料,可以確定漢傳佛教至少在南詔初期已經傳入雲南。具體來說,則在初唐高宗至武周(公元649705年)時期。

                                                                          結語

                                                                          根據上面的資料 ,通過對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歷史背景的瞭解 ,及關於漢傳佛教傳入雲南時間的諸種說法綜合分析逐一比較排除,可以確定漢傳佛教至遲在南詔初期即唐高宗至武則天的初唐時期已經傳入了雲南地區。至於佛教最初傳入雲南的路線,雖無確切證據 ,然雲南的漢傳佛教受四川佛教的影響最大,結合考慮唐朝時期南詔與內地交往的情形 ,可以斷定,經過四川的通西川道必然是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最主要路線 。

                                                                          以往將雲南的佛教最初傳播認定爲是來自印度或藏地的密宗,而將漢傳佛教傳入雲南的時間定在中唐時期。如果留心漢傳佛教傳播所及之地的社會史及地方史 ,歷史文獻中的漢傳佛教的痕跡還是顯而易見的。在初唐時期 ,漢文化已廣泛的深入雲南大理的洱海地區,洱海周圍的居民語言風俗等已類似於內地。此時的南詔 ,因政治、經濟等的緣故與內地往來密切  ,在這種大背景之下 ,漢傳佛教傳入是必然的事情。(文:現了)

                                                                          參考文獻:

                                                                          【1】    藍吉富等著:《雲南大理佛教論文集》[M]臺灣: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92月初版  。

                                                                          【2】    侯衝:《雲南與巴蜀佛教研究論稿》[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7月第1版 。

                                                                          【3】    楊學政主編:《雲南宗教史》[M]昆明:雲南出版社 ,199911月第1版 。

                                                                          【4】    王海濤:《雲南佛教史》[M]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20011月第1版。

                                                                          【5】    馬耀主編:《雲南簡史》(新增訂本)[M]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99月第3版 。

                                                                          【6】    何耀華主編:《雲南通史》(第一至六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16月第1版 。

                                                                          【7】    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M]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51月第1版 。

                                                                          【8】    雲南省編輯組編:《雲南地方誌佛教資料瑣編》[M]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8月第1版 。

                                                                          【9】    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一至十三卷)[M]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5月第1版 。

                                                                          【10】   尤中:《尤中文集》(第一至六卷)[M]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20098月第1版 。

                                                                          【11】   雲南省編輯組編:《雲南民族民俗和宗教調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6月第1版。

                                                                          【12】   侯衝:《唐宋間雲南漢地佛教及其與巴蜀佛教文化的關係》[A]永壽主編:《峨嵋山與巴蜀佛教——峨眉山與巴蜀佛教文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384394頁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知網下載,下載日期:20121020日。

                                                                          【13】   李玉珉:《南詔佛教考》[A],收錄於《佛教思想的傳承與發展 —— 印順導師九秩華誕祝壽文集》第529560頁 。網絡下載 ,下載時間:20121020日。

                                                                          【14】   趙懷仁主編:《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論叢》(第一輯)[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1月第1版。

                                                                          【15】   趙懷仁主編:《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論叢》(第二輯)[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11月第1版 。

                                                                          【16】   納張元主編:《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論叢》(第三輯)[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2月第1版 。

                                                                          【17】   楊紅斌主編:《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論叢》(第四輯)[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010月第1版 。

                                                                          【18】   溫玉成:《中國佛教與考古》[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97月第1版 。

                                                                          【19】   王海濤:《南詔佛教概論》[J],佛教導航網下載 ,更新日期:20090412日 。

                                                                          【20】   邱宣充:《論雲南佛教與漢傳佛教、印度佛教的關係》[J],佛教導航網下載  ,更新日期:20090412日。

                                                                          【21】   方國瑜:《大理崇聖寺塔考說》[J]知網下載,下載日期:20121021日。

                                                                          【22】   闞勇:《南詔千尋塔創建年代考》[A],載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3943頁 ,1986年第三期,知網下載,下載日期:20121021日。

                                                                          【23】   黃惠焜:《佛教中唐入滇考》[J],載《雲南社會科學》19826期 。知網下載  ,下載日期20121025日。

                                                                          【24】   劉長久:《佛教入滇及其途徑綜論》[J]  ,載《中國佛學》2002年版第240244頁。知網下載 ,下載日期20121025日。

                                                                          【25】   侯衝:《雲南阿吒力教的經典及其價值》[J]佛緣網站下載,更新日期:2012613日。

                                                                          【26】   楊玠:《閭丘均與王仁求碑》[J]  ,知網下載,下載日期:20121112日 。

                                                                          【27】   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M],知網下載 ,下載日期:20121120日。

                                                                          【28】   釋果清:《佛教對大理的影響及佛教傳入大理之時間考略》[J],佛緣資訊網下載 ,更新日期:2009412日。

                                                                          29】葛永才:《淺談佛教文化傳入雲南的時間及其影響》[J],網絡下載,下載日期:20121020日 。



                                                                          [1] 【晉】孔晁:《逸周書·商書·伊尹朝獻》,轉引自馬曜主編《雲南簡史》第3頁 ,20099月版 。

                                                                          [2] 【晉】孔晁:《逸周書·王會解》 ,同上。

                                                                          [3] 【唐】牛叢:《報南詔坦綽書》,載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二卷)第163164頁,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2月第1版。

                                                                          [4] 【唐】鄭回《南詔德化碑》,載《雲南史料叢刊》(第二卷)第381

                                                                          [5] 【唐】樊綽《蠻書》卷五、七、八、九 ,載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二卷)第1108頁。

                                                                          [6]  汪寧生:《大理白族歷史與佛教文化》 ,收錄於《雲南大理佛教論文集》第146頁,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2月版。

                                                                          [7] 【漢】桓寬:《鹽鐵論·論衡》(《四部叢刊》本) ,轉引自《雲南簡史》第22頁 。

                                                                          [8] 【宋】歐陽修《新唐書·南蠻列傳》,見《雲南史料叢刊》第一卷 ,389頁 。

                                                                          [9] 【唐】鄭回《南詔德化碑》,載《雲南史料叢刊》(第二卷)第377378頁 。

                                                                          [10] 【唐】樊綽:《蠻書·六詔第三》,載《雲南史料叢刊》(第二卷)第27頁。

                                                                          [11] 【唐】樊綽:《蠻書·雲南界內途程第一》,載《雲南史料叢刊》(第二卷)第7頁。

                                                                          [12] 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圖考釋》上冊第521527頁 ,中華書局198710月版 。

                                                                          [13] 【清】釋圓鼎《滇釋記》,載《雲南史料叢刊》(第八卷)第8283頁 。

                                                                          [14]  侯衝:《唐宋間雲南漢地佛教及其與巴蜀佛教文化的關係》 ,收錄於永壽主編《峨嵋山與巴蜀佛教——峨眉山與巴蜀佛教文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384394頁  ;羅炤:《大理崇聖寺千尋塔與南詔建極大鐘之密教圖像——兼談〈南詔圖傳〉對歷史的篡改》 ,收錄於趙懷仁主編:《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論叢第一輯》第465479頁 。

                                                                          [15] 轉引自楊學政主編《雲南宗教史》第33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11月版。

                                                                          [16] 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上冊第545546頁 ,轉引自《雲南宗教史》第34頁 。

                                                                          [17] 《貴州古代史》第146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822月版 。轉引自《雲南宗教史》第35頁。

                                                                          [18]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第3頁,中華書局19627月版  。知網下載。

                                                                          [19]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載載《雲南史料叢刊》(第二卷),第232頁 。

                                                                          [20] 轉引自木芹《南詔野史會證》第305頁,中華書局19627月第1版 。

                                                                          [21] 侯衝:《唐宋間雲南漢地佛教及其與巴蜀佛教文化的關係》 。王海濤《雲南佛教史》第3233頁。

                                                                          [22] 【宋】王欽若、楊億 撰《冊府龜元》,載《雲南史料叢刊》第二卷,第276頁。

                                                                          [23] 【宋】王欽若、楊億 撰《冊府龜元》 ,載《雲南史料叢刊》第二卷,第303頁。

                                                                          [24] 李玉珉:《南詔大理佛教雕刻初探》,收錄於《雲南大理佛教論文集》第359396頁 。

                                                                          [25] 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圖考釋》第8頁 ,轉引自《雲南宗教史》第29頁。

                                                                          [26] 《大正藏》第51  ,第 863頁下。

                                                                          [27] 《大正藏》第51 ,第 919頁中。

                                                                          [28] 《大正藏》第51  ,第 963頁中。

                                                                          [29]  轉引自雲南省編輯組編:《雲南地方誌佛教資料瑣編》第8頁,雲南民族出版社 ,19868月第1版 。

                                                                          [30]  轉引同上。

                                                                          [31] 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第261頁,雲南人民出版社20064月版 。

                                                                          [32] 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第262頁 。

                                                                          [33] 轉引自《雲南地方誌佛教資料瑣編》第13頁。

                                                                          [34] 李玉珉:《南詔佛教考》 ,收錄於《佛教思想的傳承與發展 —— 印順導師九秩華誕祝壽文集》第529560頁。網絡下載。

                                                                          [35] 關於唐朝的歷史分期歷來說法不一,本文采用的是四分說的觀點,即:初唐 ,自高祖武德元年(618)到玄宗開元初(713),約一百年 。盛唐 ,自玄宗開元初年(713)到代宗大曆初(766)年,約五十年  。中唐,從代宗大曆元年(766)到文宗太和九年(835)約七十年。晚唐時期 ,是指文宗太和以後的約八十年(828907)時間。

                                                                          [36] 這種說法最早的資料見於《南詔圖傳文字·文字卷》及《僰古通記淺述》 ,文見尤中《僰古通記淺述校注》及其附錄 ,收錄於《尤中文集》第四卷257386頁 ,雲南大學出版社20098月版 。

                                                                          [37] 明《鄧川大阿拶哩段公墓碑銘》、正統三年《段公墓誌》、景泰元年《聖元西山記碑》等都有這樣的記載 ,文見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275276頁。

                                                                          [38]《雲南宗教史》第27頁。

                                                                          [39] 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第281頁。

                                                                          [40] 汪寧生《大理白族歷史與佛教文化》  。

                                                                          [41] 【元】李京《雲南志略》,載《雲南史料叢刊》第三卷,第125頁。

                                                                          [42] 趙櫓:《白族神話與密教》,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轉引自《雲南宗教史》第28頁。

                                                                          [43] 楊益清:《南詔時期佛教源流的認識與探討》 ,收錄於《雲南大理佛教論文集》第129148頁 。

                                                                          [44] 黃惠焜:《佛教中唐入滇考》 ,載《雲南社會科學》19826期。知網下載。劉長久《佛教入滇及其途徑綜論》,載《中國佛學》2002年版第240244頁 。知網下載。

                                                                          [45] 侯衝:《南詔觀音王佛信仰的確立及其影響》  ,收錄於趙懷仁主編《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論叢》(第一輯)第149195頁 ,民族出版社200411月第1版  。

                                                                          [46] 雲南民族調查組白族組《大理古碑文抄》(大理:油印本1959) ,第1b頁。轉引自《南詔觀音王佛信仰的確立及其影響》

                                                                          [47] 楊慎:《南詔野史》,轉引同上 。

                                                                          [48] 汪寧生:《雲南考古》第272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1月版。轉引自《雲南宗教史》第29頁。

                                                                          [49] 劉小兵《滇文化史》第236237頁 ,雲南人民出版設19912月版。轉引同上。

                                                                          [50] 侯衝《南詔大理漢傳佛教繪畫藝術——張勝溫繪〈梵像卷〉研究》 ,收錄於侯衝《雲南與巴蜀佛教研究論稿》第96117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7月第1版。

                                                                          [51] 同上  。

                                                                          [52] 李玉珉:《梵像卷釋迦佛會、羅漢及祖師像之研究》 ,臺北故宮博物院,1992年。知網下載 。

                                                                          [53] 《新篡雲南通志》卷140,轉引自《雲南宗教史》第30頁 。

                                                                          [54]  趙櫓:《白族神話與密教》,《雲南宗教史》第30頁  。另外白族學者如張錫祿、張旭等也持此看法。文見張錫祿《古代白族大姓佛教之阿吒力》 ,收錄於《雲南大理佛教論文集》第 ,171215頁 ;張旭《佛教在南詔大理的盛行於白族文化的興起》,收錄於《雲南大理佛教論文集》第4764頁 ;張旭《大理白族的阿吒力密教》,收錄於雲南省編輯組編《雲南民族民俗和宗教調查》第6265頁  。

                                                                          [55] 李根源《勝溫集》,網絡下載。

                                                                          [56] 方國瑜:《大理崇聖寺塔考說》知網下載。闞勇《南詔千尋塔創建年代考》,載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3943頁,1986年第三期,知網下載 。尤中《僰古通紀淺述校注》有提到貞觀六年建造說的觀點 ,見《尤中文集》第四卷第281頁。

                                                                          [57] 侯衝:《唐宋間雲南漢地佛教及其與巴蜀佛教文化的關係》。

                                                                          [58] 李朝真、張錫祿:《大理古塔》第22頁。轉引自《唐宋間雲南漢地佛教及其與巴蜀佛教文化的關係》。

                                                                          [59] 侯衝:《唐宋間雲南漢地佛教及其與巴蜀佛教文化的關係》。

                                                                          [60] 李玉珉:《南詔大理佛教雕刻初探》  。

                                                                          [61] 羅炤:《大理崇聖寺千尋塔與南詔建極大鐘之密教圖像——兼談〈南詔圖傳〉對歷史的篡改》。

                                                                          [62] 侯衝:《唐宋間雲南漢地佛教及其與巴蜀佛教文化的關係》 。

                                                                          [63] 此處的南詔前期指公元649738年  ,初稱蒙舍詔,至公元739年皮羅閣統一六詔遷都太和始正式以“南詔”之名立國  。

                                                                          [64] 邱宣充:《論雲南佛教與漢傳佛教、印度佛教的關係》,網絡下載。

                                                                          [65] 同上。

                                                                          [66] 羅炤:《大理崇聖寺千尋塔與南詔建極大鐘之密教圖像——兼談〈南詔圖傳〉對歷史的篡改》 。

                                                                          [67] 楊延福:《訪王仁求墓碑漫記》 ,《雲南高校古籍整理研究》,1992年第1期 ,第29頁 。

                                                                          [68] 葉昌熾《語石》第48頁  ,上海書店1986年版 。

                                                                          [69] 羅炤:《大理崇聖寺千尋塔與南詔建極大鐘之密教圖像——兼談〈南詔圖傳〉對歷史的篡改》 。

                                                                          [70] 侯衝:《南詔觀音王佛信仰的確立及其影響》 。

                                                                          [71] 見《新修大正藏》第52冊,第436頁。

                                                                          [72] 現代學者如方國瑜、楊益清等均認誤認爲乾符二年 。見方國瑜《大理崇聖寺塔考說》,楊益清《南詔時期佛教源流的認識與探討》。

                                                                          [73] 《南詔圖卷·文字卷》,見《尤中文集》第四卷 ,第388頁。

                                                                          [74] 《南詔圖卷·文字卷》,見《尤中文集》第四卷,第387頁 。

                                                                          [75] 【樑】慧皎等:《高僧傳合集》第408頁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2月版。

                                                                          [76] 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下 ,《大正藏》(第54卷) ,第247頁下。

                                                                          [77] 羅炤:《大理崇聖寺千尋塔與南詔建極大鐘之密教圖像——兼談〈南詔圖傳〉對歷史的篡改》。

                                                                          上一篇: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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